李开先与济南诗人们

http://www.e23.cn2018-05-29 16:02:00 济南明府城

摘 要:  济南李开先,作为有明一代北曲中兴的大家,号称“词山曲海”,名列“嘉靖八才子”之一。他致仕后在章丘绣江河边与同邑诗人创立“富文堂词社”,一时名流汇集,且成就不凡,故而成为乡邦文学史上的盛事;近来研究者多认为,李开先与同时的历下诗人李攀龙等不和,并素无往来,是济南文学史上的遗憾。然而,翻开尘封的书页,呈现在我们眼前的,却是李开先和众多历下诗人的文坛佳话。

  济南李开先,作为有明一代北曲中兴的大家,号称“词山曲海”,名列“嘉靖八才子”之一。他致仕后在章丘绣江河边与同邑诗人创立“富文堂词社”,一时名流汇集,且成就不凡,故而成为乡邦文学史上的盛事;近来研究者多认为,李开先与同时的历下诗人李攀龙等不和,并素无往来,是济南文学史上的遗憾。然而,翻开尘封的书页,呈现在我们眼前的,却是李开先和众多历下诗人的文坛佳话。

李开先与济南诗人们

李开先

  清人吴连周在《绣水诗抄自序》中称,“自明以来,诗家林立,中麓(李开先)与历下(李攀龙)争牛耳”。吴连周的这句自重之语,成为后人割裂李开先与历下诗人主张的例证之一。原来自明以来,以济南诗人边贡、李攀龙为代表的济南诗人,主张“诗必盛唐”,被称为复古派。这一诗派的核心人物,除了“前后七子”之外,还有刘天民、谷继宗、殷士儋等大量济南诗人。而李开先的文学主张则较为特殊,他为文属于“唐宋派”,作诗却如边贡一般主要模仿初唐人。李攀龙等人的缺点在于,过分强调形式和音律。虽然李开先家居后有新的诗歌主张,实则蹈之更甚,《闲居集》中布满了和韵、重复用韵之作,且所存的诗篇“自称率意却落入古套”,导致了矛盾重重。这与李开先仕途的失落和人生际遇大有关联。

  原来李开先的诗法渊源,亦从复古中来。李开先早年与王九思为忘年之交,诗文唱和一生,王九思卒,李开先为之作传。王九思与边贡、康海等齐名于“前七子”之列。李开先之名,得赖王九思、康海的提携,他在《渼陂王检讨传》中说:“予初碌碌,赖二翁称扬有名,鄙作亦赖之得进。”李开先在《闲居集序》中自称,他学诗的渊源则是薛蕙。前人评价薛蕙说,其诗与“前七子”何景明、李梦阳齐名,“弘、嘉之际,三君鼎立,然君采(薛蕙)为诗,有王、孟之风。”所谓“王、孟之风”,正与济南边贡极度相仿,并且薛蕙又和济南诗人刘天民并称“省中二彦”。

  甚至《列朝诗集小传·吕山人时臣》中也记载,吕时臣寓居李开先家,与其论诗,李开先曰:“诗必唐,词必元。”从而导致了吕时臣诗风大变。虽然“后七子”中坚王世贞在《曲藻》中对李开先《琵琶记》有所指摘,但也没有论及“历下绣江之争”。王世贞本为吴人,故以南曲为宗,指摘以李开先为代表的江北散曲与吴连周的言论一样,都是自重之语。

  边贡去世后,嘉靖十四年,济南诗人刘天民作为边贡的亲家(长女嫁边贡子边习),便开始编纂《边华泉集》;嘉靖十五年,李开先于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任上也着手选辑《边华泉诗集》,他的宗旨是“期于精而不贵多”。先是,李开先选辑完毕后,托苏祐刻于山西太原,即清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所言“山西台察赵俟斋刻本”。刘天民听说后,随即致信李开先表示感谢。其后“迟回二十馀年”,李开先始作《边华泉诗集序》,他说因为当时有人将再版此书,所以才作了此序,而刻板有两块,一在太原,一则珍藏在自己家。他在序中高度评价边贡诗作说:“可以力振风骚,挽回正始,国初不足言矣!”

  刘天民长李开先近二十岁,故李开先自称“余在文选,后先生十余年”,且两人都是吏部要员,所以关系极为密切。刘天民视李开先为知己,切磋经常。某日他们在京城相会于酒宴,刘天民越席执李开先手问道:“君善聚书,书解有几种数耶?”李开先则详细作答,刘天民感叹说:“吾意亦如此。”

  刘天民在大明湖上有亭,名“蓉泉月屋”。嘉靖十一年,两人一同泛舟大明湖,李开先回忆说,“如壬辰年乘月泛舟,浩歌豪饮,宁可再得乎?”嘉靖二十年,李开先刚刚致仕返乡,刘天民、谷继宗等便邀其再游大明湖,“莲事将罢,幸同为采莲之举。”目的是宽解李开先的不平。然李开先因故未至,刘天民遂有《五月三日同少岱谷子邀杨李二明府泛舟湖上,不至,戏东一首》,称李开先可比唐代诗人李邕。不久刘天民去世,李开先再游大明湖时感叹说:“异时复至湖上,鸟声鸣唤,湖水平澄,风景不殊,而先生不可作矣!”忍不住“将泫然而泪下”,遂作《刘先生墓志铭》为之纪念,可见二人感情之深。

李开先与济南诗人们

  历下诗人谷继宗与李开先也交往极深。谷继宗仕途坎坷,成进士后仅授宜兴知县,不久即罢官,李开先说他是“宦未通而遭谗早废”。又因为倾心丹药,导致双目失明,于是只好到章丘投奔李开先,一时“章丘士人争携酒肴为之主”,成为盛事。谷继宗“居九十日,作诗数百篇”。后来谷继宗双目为良医诊治神奇复明,李开先便作《贺谷少岱丧目重明》一诗为他庆贺:“金针落处无云翳,玉药敷时闪日光”。

  李开先其实与李攀龙交往亦甚欢,李攀龙曾作《春夜许使君集送江生,过谒李伯华太常(李开先),江善鼓琴,因句及之》一诗,诗中描写二人的关系说:“近日太常深作事,相逢应共醉如泥。”并高度评价李开先是“抱膝自高梁甫调”。因此所谓争牛耳之说并不确实,两人其实是惺惺相惜。李开先家族又和与李攀龙并称的殷士儋家族通婚,由此也可见当时济南文人之间的密切关系。

  隆庆二年,李开先逝世。殷士儋为李开先作《李公墓志铭》,称赞他说:“公,吾乡邦之良也。”关于他的死因,据说与其藏书甚富有关。李开先在乡里筑“万卷藏书楼”,自称“藏书不啻万卷,只以万卷名楼。”《明史·文苑列传》云,“李氏藏书之名闻天下”。但很少有人能够观其书,只有当时周定王曾亲登万卷楼,有幸阅览。《万历野获编》卷四则记载,洪朝选任山东巡抚时,“闻章丘李少卿家富藏书,与借观不与,因起大狱,破灭其家,李以恚恨死”。继而列举洪朝选逼死都御史杨顺的劣迹佐证,指明此说不是空穴来风。李开先的卒后家难,则起于财产分割。李氏遗产,因其嫡生二子不育,故尽归过继子李春坞。于是“里中无赖子乘间诉讼”,导致李氏藏书再一次散失。无奈,李春坞等入京,“求援于太保殷公。赖公以通家谊,力白诸当道前。”也就是说,求告姻亲济南殷士儋以及周定王等人方得平息。由于二人的介入,李氏藏书大多为周定王所获,周定王藏“章丘李氏书万卷,丹铅历然”。爱书如李开先,自然不会轻易赠与他,周定王只能是获之于洪朝选或李开先后人。

  清代朱彝尊为官济南,他在《静居斋诗话》中记载说,李氏藏书“百余年无恙,近徐尚书原一购得其半。予尝借观,签帙必精”,即其藏书清代时为徐乾学所得。徐氏有藏书楼名“传是楼”,但后来在雍正十二年(1723)火灾,“书籍悉遭焚毁”,李开先的万卷藏书大多化为了尘烟。传是楼剩余藏书最终几经辗转,则大多为清怡亲王胤祥获得。

  与李开先唱和的章丘诗人,较有成就者则主要有乔岱、袁公冕、袁崇冕、李冕、康迪吉等人。他们或为进士,或为布衣,连同上述历下诗人一起,尽管主张不尽相同,成就也高低不一,但作为济南诗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,则共同反映了地域文化的无穷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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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编辑:张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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